西学东渐是什么意思(西学东渐:西方学术思想如何传到中国?)
今天我们仍旧生活在“西学东渐”的延长线上
1583年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。这件事被大部分人认为是西学东渐开始的标志。
西学东渐,指的是西方的学术思想传播到中国的过程。广义上,从古至今的西方事物传入中国,都可以叫作西学东渐。通常来讲,特指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时西学的传播。
西学东渐在我国近代化的历程中,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我国的传统文化,受到了西学的冲击,传统的伦理观、价值观,甚至是信仰都逐渐解体。
旧的学术框架被打破,出现了新的自然学科,引入了西方科技。君主专制遭到质疑,人们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,从而引起了之后的改革、运动和革命。
生产方式也在变化,民族工业逐渐兴起,商业得到重视。它给我国的思想文化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等多方面,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
那么西学东渐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?这一过程分为两个时期:
明末清初时期—传教士翻译西方天文历法和科学
明朝万历年间,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。他们主要的目的,是为了传播天主教,额外传播了西方科技和文化等新鲜事物。
利玛窦不仅是传教士,也是位学识渊博的学者,先后编写和翻译了《乾坤体议》《几何原本》《交友论》等。利玛窦尊重中国传统习俗,还爱结交士大夫等统治阶层,用传播西学来带动传教。因此他把先进的西方文明传给了中国的上层社会。其中天文学、数学等,影响较大。可惜的是,这些知识并没有在民间传播开来,被统治者束之高阁了。
到了清朝,以德国人汤若望为首的耶稣会士,继续在我国传教,同时也传播西方知识。
汤若望历经明清两朝,得到了顺治、康熙的重视。他在天文历法等方面做了很多事,曾著有《新法表异》《历法西传》等书,沟通了中西天文学,传播了西学。此外,汤若望还尽量把其他的欧洲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。
后来罗马教廷改变了对华传教的政策,清朝统治者又禁教,西学东渐的进程受到极大的阻碍。
清末民初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
鸦片战争前后,西方人不断和我国接触,西学再度向东传播。战后,林则徐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清朝官员,秉承着爱国精神,主动地接受和学习西方知识。
林则徐命人编了《四洲志》,魏源在此基础上又编成《海国图志》,徐继畬著有《瀛环志略》。这时的“西学”又叫“夷学”,带有些许贬义。他们学西方,就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之后的清朝官员掀起了洋务运动。他们利用西方技术,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,挽救统治危机。
值得注意的是,洋务派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器物,而不是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,张之洞还提出了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观点。
1866年为推行洋务,朝廷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国,著有《乘槎笔记》。运动中,清政府还成立很多新式学堂和翻译机构。江南制造局和京师同文馆等,翻译了大量的外文书籍。随着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的陆续创办,国家急需掌握先进知识的人才。这时容闳提出了官派留学生的建议。
容闳是最早的晚清留学生之一,在国外他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,所以希望国家能培养留学人才。他的提议,得到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,获得政府的认可。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,后来又有三批。这些留学生中,著名的有詹天佑和唐绍仪等人,他们成才回国后,用所学的知识做了很多贡献。
与此同时,洋务运动中的福州船厂和北洋水师学堂,也陆续派学生去欧洲学习军事。其中最出名的严复,曾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。但是严复对于西学的传播,主要不在于军事,而在于其他方面。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《原富》和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提出了新的教育、政治思想,被称为“精通西学第一人”。
严复是早期的维新派,其思想影响了很多人,康有为就是其中之一。戊戌变法时期,康有为、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,不仅要在政治上有所改革,在西方知识上也尽力学习。各种报刊和图书馆,逐渐兴起。康梁创办了《万国公报》和《时务报》,建立了强学会等团体。这些对于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到了民国初年,“西学东渐”又有了新的变化。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不满,认为西学的地位应高于中学,甚至可以取代中学。新文化运动时期,陈独秀等人宣传新思想、新文化和新道德,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性。他的观点,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,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
五四运动以后,传统文化已受到巨大冲击。很多人就中西文化又展开了论战。梁启超等人认可中国的古老文明,胡适则有不同的观点,他认为中国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必须的。这些都是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差异,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,进行的思考和评价。
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人也一直以不同的身份、形式,向我国输入西方的知识、思想和制度。在口岸,天主教教士和新教教士建立教堂,成立教会学校,开印书馆办报纸。
来华的探险家和殖民官员,也是传播西学的重要角色,如将领戈登和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等人。不过和明末清初时不同,这一时期的“西学东渐”,还是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学习为主。
西学东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。关于西学和中学的讨论,始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命题。直至今日,我们仍是生活在“西学东渐”的延长线上。